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要素优势的变化以及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需要，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多。本文认为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投资主要存在四类动机：新型投资替代贸易动机、新型产业链配套动机、传统市场寻求动机、传统成本寻求动机。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呈现一些新趋势，其中更注重产业联动，跨国并购风险意识显著地增强。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投资既有新机遇，又有新挑战。新机遇最重要的包含：提升国际竞争力、优化全球经营和激发国内创新；新挑战最重要的包含：国内产业流失、就业减少和技术升级放缓。政策方向上，要鼓励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走出去”，使其更好服务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已从快速地增长阶段迈入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阶段。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是高水平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向东南亚的制造业投资是用好外循环促进内循环、提升国际竞争力，推动高水平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向东盟制造业的投资在2007年仅有2.9亿美元，2021年达到86.2亿美元，占当年中国投向东盟对外直接投资（OFDI）比重的43.7%，8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30.9%。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是中国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地，2021年五国占中国向东盟OFDI流量的90.3%（见图1）。从行业看，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涉及的行业十分普遍，其中占比最大、增长最快的行业是制造业，涵盖了电子、纺织、化工、机械等领域。中国向东盟制造业的OFDI流量2018年行业占比超过20%，2019年超过30%，2020年超过40%。

　　图1 2003－2021年中国对东南亚四国的OFDI流量数据来源：Wind。

　　印度尼西亚：围绕资源发展的金属加工产业集群。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资源丰富，包括镍、锂、铜、锡、金、银等重要的金属矿产，不少中国企业在印度尼西亚投资金属矿产并布局加工业务。越南：以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和消费电子为双核心的产业集群。得益于临近中国和劳动力工资较低，不少纺织、鞋帽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早已在越南深入布局。马来西亚：消费电子、半导体封装等高端制造业部分环节的产业集群。投资重点集中于在马来西亚生产总值占比靠前的产业，其中以电子、能源、化工以及交通设备等行业为首。泰国：以轻工业为主的传统制造业旧产业集群与以电动汽车为主的新产业集群。比如，海尔集团、上汽集团、比亚迪等都开始在泰国布局。

　　在百年未有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革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的投资，不管是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都呈现出一些新趋势。

　　一是绿地投资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结合逐渐增多。在东南亚，中国与当地政府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比较多，到园区内投资建厂的制造业企业近年来逐步增加。二是绿地投资与东道国产业互动作用日益凸显。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在东南亚进行绿地投资有助于实现双赢。比如，宁德时代与印度尼西亚投资建厂，既有助于推动宁德时代的国际布局，又能服务于当地的锂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绿地投资呈现以产业集聚为特点的“抱团出海”新态势。比如，中国智能手机生产厂商华为、小米、OPPO、vivo等，在2017年纷纷加码东南亚市场。

　　一是跨国并购更加关注政治风险。东道国的政权更迭、政府政策变化以及民族主义情绪所导致的违约风险，慢慢的变成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主要风险。二是市场风险意识明显提高。宏观经济下滑、消费者需求偏好转向、市场新进入者增多等都可能会引起投资后经营困难，增加市场风险。三是政策风险意识空前敏感。中国企业到东南亚进行并购，也时有受政策变动而被迫停工或改变资本预算，因此，企业日益重视政策风险的防范。四是金融风险意识不断加大。整体而言，东南亚国家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暴露的风险更大，金融风险慢慢的变成了不少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投资要考虑的关键变量。

　　新形势下，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出现了一些新变形：从绕开进口国贸易壁垒到进口国投资，转向绕开进口国贸易壁垒被动向第三国投资。2017年年底美国单方面率先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以来，不少中国制造业企业不得不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美国或其他几个国家，以降低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的不利影响，东南亚成为了重要目的地。

　　一是通过OFDI主动重塑产业链，不断适应国际环境新变化。这几年不少国家的壁垒性措施不断增多。中国一些制造业企业，为了稳住供应链配套能力而主动通过OFDI将部分生产线布局到东南亚国家，充分的利用当地供应链建立更加多元化和稳定的产业配套能力。二是通过OFDI被动跟随产业链有突出贡献的公司进行转移。2018年以前中国向东南亚转移的主要是纺织、鞋帽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2018年以后一些处在制造业产业链高端的跨国公司出现了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这些头部跨国企业的转移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带动部分上下游企业同步转移。

　　随着国内需求结构的持续升级、一些高端商品市场慢慢的变大的同时，一些中低端产品的市场越来越小，有必要向东南亚等对中低端产品仍有较大需求空间的国家进行转移。东南亚的市场优势大多数表现在三个方面：东南亚虽然大国不多，但整体规模并不小，市场潜力巨大；东南亚与中国地理位置接近、文化上相对容易沟通，交通成本更低；近年来中国加强了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为国家间企业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根据Wind数据库统计数据计算，2021年越南（15岁以上无资格证书的工薪收入者）月平均薪资折合人民币为1800元、印度尼西亚的月平均薪资折合人民币约为1200元、泰国为2800元，同期中国城镇私营企业的月平均薪资是5240元。在巨大的工资差对比下，不少企业会选择到东南亚建厂，以降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

　　一方面，通过海外投资可以充分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配置全球要素能力。另一方面，资本流出母国，必然会引起一些不利于其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负面效应。

　　一是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东南亚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机遇。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一直上升，中国的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已经迈出了“走出去”步伐，一些家电、纺织等企业在产业国际转移后，通过优化配置全球资源，充分的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保持竞争力。

　　二是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拓展企业国际化空间的机遇。在中国经济迈入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新阶段后，国内需求结构向高端化、服务化转型，汽车、智能手机等产品的国内需求增速放缓，部分国内公司开始拓展国际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OFDI向东南亚拓展海外市场，符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大方向，构成了中国企业全球经营的一部分。

　　三是产业配套形式的产业转移激发国内自主创新动力的机遇。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一些企业通过产业配套的形式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可能给国内公司能够带来危机感，有助于促进国内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激发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

　　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集团化转出后导致国内相关产业流失。近年来，在个别产业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产业流出趋势，有必要加以重视。如果国内需求疲软叠加用工成本上升，则会导致国际大品牌连同国内品牌快速转移，加剧相关的产业流出风险。

　　二是国内相关就业岗位减少。一种原因是制造业企业产能转移导致的直接就业减少。比如，不管是为耐克、阿迪达斯还是为苹果等做配套的产能转移，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引起国内工厂生产规模的缩减，带动就业岗位流失。另一方面是制造业企业产能转移产生的间接就业流失。制造业产业链长，涉及部门多，参与就业人数庞大，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的投资如果对国内产业形成替代效应，那么也将间接导致国内与之配套的产业链上的就业减少。

　　三是导致陷入技术升级困境。制造业是技术上的含金量相比来说较高、溢出效应广泛的行业，制造业产能转移导致技术转型升级陷入困境的风险也更高。第一，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投资可能会引起母公司内部相关领域的研发、人才、销售等多个角度的投入缩减与制造业上下游企业的创新投入减少。第二，制造业向外转移可能会引起人才的流失或者持久性失业，引发整体技术人才竞争力的下降。

　　第一，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协同。一是政府层面加强政策沟通。二是社会层面加强交流交往。三是重视相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第二，有序引导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一是要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利用自身要素优势投向产业链中高端。二是要搭建相关投资交流平台，促进企业间信息交流与相互学习。第三，要有效防范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引致国内相关产业流出的风险。一是要加强对制造业OFDI的有效监管。二是要持续优化国内营商环境，提高各类投资便利化水平。三是要加大出台积极的产业政策，培育更多新优势产业。

　　第一，用好国际规则。一方面，要加强对国际规则的研究，格外的重视规则的作用，提高规则意识。另一方面，要充分学习、理解和掌握规则，并用好规则，使国际规则在东南亚投资中更好地发挥保障和服务投资的作用。第二，加强与国内产业联动。一方面要把握好企业的比较优势，充分的利用东南亚的资源要素，提升企业配置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国内产品“走出去”，带动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第三，加大企业声誉管理。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建立良好的口碑；另一方面要不断的提高产品质量，以高品质的产品回馈客户。第四，重视并购后的整合。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并购后要善于利用东道国当地人进行生产和管理，用当地人管当地人，学会与当地人打成一片，最好能够降低不必要的摩擦。还要注重企业文化宣传，提高海内外员工及当地民众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

　　今年1月25日，经中国和新加坡双方一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正式在北京签署。从2024年2月9日起，中国普通护照持有人可免办签证，在新加坡停留不超过30天。同为东南亚国家的马来西亚已于稍早落实了类似免签证措施，而泰国也很快跟进了。根据新加坡旅游局3月发布的数据，2月份新加坡共接待入境游客144万人次。其中，来自中国的旅客将近32.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的3.53万人次，增长超过八倍，人数领先于印度尼西亚游客的19万人次和马来西亚的10万人次，排在各国之首。

　　今年2月，彭博智库发布报告，截至2023年有4200家跨国企业的区域总部在新加坡，领先于香港的1336家跨国企业区域总部。报告说明，为降低地理政治学风险，以及报告中提到的若干其他因素，“慢慢的变多全球甚至中国公司选择新加坡”。一时之间，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成为了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

　　在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作者觉得，东南亚地区之于中国经济发展，既不是典型的国际大循环，也不是典型的国内大循环。这一独特的地位，得益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长期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实践，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大概能分为三个阶段：

　　初建合作阶段（1990年代）：中国和东盟正式开启对话进程，这标志着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开始了正式的政治、安全合作。此后，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为未来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

　　经贸合作阶段（2000年代）：在进入本世纪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快速地发展。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全面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随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等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推动了双方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全面合作阶段（2010年代至今）：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方面实施，降低了双方之间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以及其他四周的国家的经济合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相互连通。2020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以及其他四周的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建立了亚太地区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进一步促进了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

　　区域一体化发展不仅是经济的连接，同时也依赖文化的纽带。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包括通过贸易和移民促成的中国文化、宗教和传统的传播。这种影响潜移默化地体现在中国式建筑风格、美食、节日以及历史上一些语言普遍的使用汉字上。长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从古代开始，中国的文化、语言、宗教、艺术等传入东南亚，例如儒家思想和吸收了中国元素的佛教等，深刻地影响了东南亚各国的当地文化。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整体上落后于中国。在2023年，中国的人均GDP大约为1.25万美元，与马来西亚大体在同一水平上。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人均GDP接近9万美元，而文莱也超过3万美元。不过，由于发展中国家众多，东盟10国的人均GDP平均值只有大约5600美元，不到中国的一半。其他众多的经济指标，如人均用电量等，也反映了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同时，不少东南亚国家已经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初步建立了制造业供应链，同时，东南亚的贸易地位、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使得东南亚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后劲十足，有望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引进中国较为先进的技术、理念、管理经验，加快提升发展的规模、质量和效益。其模式，在某一些程度上类似于中国内部的东西互济新格局，即中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帮助在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持续上升的企业优化产业布局，开拓更大的消费市场。

　　据此，笔者建议，可以探讨在国内大循环的外围，再建立一个较为灵活的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层面，作为过渡到国际大循环的缓冲区。笔者建议国内的经济学者和企业家，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实践。

　　由东南亚10国组成的东盟在2023年拥有大约6.9亿人口和3.9万亿美元的GDP总量，并保持着较高增长态势。今年1月，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与东盟贸易继续保持增长，规模达6.41万亿元，东盟连续4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而中国也连续多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此外，投资于东南亚国家，可以使中国企业有机会利用国内不具备的差异化资源，接触到更多更灵活的优质境外投资机会，有利于企业优化产业链，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首先，东南亚国家之间有一系列的贸易优惠政策，主要是通过东盟框架内的多种协议和倡议来实施。东盟自身通过创建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与其对话伙伴签订多边贸易协定等措施，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于1992年成立，旨在通过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促进区域贸易。AFTA在2010年被东盟商品贸易协议（ATIGA）替代。据报道，到2021年，东盟10国间的零关税平均覆盖了98.6%的关税项目，其中东盟6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实现了99.3%的关税项目消除。

　　其次，东盟还与多个对话伙伴签订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了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除了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东盟还与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与日本签订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最后，东南亚国家参与或者正在谈判多个国际贸易协定，并非所有的国际贸易协定都包括中国。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它是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由剩余11个国家签署的，这中间还包括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但目前中国还不是CPTPP的签署国。

　　经过多年的经济和贸易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同时得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准不断提升，营商环境也持续改善，这也使得后续的中国企业投资更方便快捷，而且投资风险比早年明显降低。在这里，笔者想特别提到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区域相互连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涵盖了从港口和铁路到电力项目等一系列计划。东南亚是“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重点区域，也对“一带一路”倡议有较高的接受度。“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在东南亚取得了重要进展，据报道在2013年至2021年间共实施了超过130个项目，大多分布在在战略基础设施项目，如港口、铁路、采矿和发电厂等。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阶段相比来说较低，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连通性，极大地提升了产业链和贸易物流。

　　例如，2021年12月正式通车的中老铁路，造价高达500亿元，使得昆明至老挝首都万象成为一日生活圈。据报道，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截至今年3月12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0万人次，发送货物3424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超过780万吨，国际黄金大通道作用日益凸显。这条铁路的建成，不但方便了老挝对中国的出口，提升了老挝的国内经济和民众的生活水平，更打通了中国到东南亚的高铁通道，开启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进一步的高铁相互连通。与中老铁路接轨直达曼谷的中泰高铁目前已经在施工中，计划2028年通车，由于曼谷的发达港口城市地位，届时整个中老泰高铁连接的经济价值必将大大提升。

　　另据报道，马来西亚与泰国已经重启“吉隆坡-曼谷高铁线”研究计划，而马来西亚也重启了连接吉隆坡和新加坡的新马高铁计划。一旦这些计划最终得以实现，就有望实现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于1995年提议的由中国昆明经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的“泛亚铁路”，极大地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为区域的企业创造巨大的商业潜力。

　　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中所占的份额，在2017年曾高达21.6%。而据报道，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贸易统计数据计算，2023年1—5月美国从中国进口额同比下降25%，只占其进口总额的13.4%，是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准。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中所占的比例预计将被墨西哥和加拿大超越，15年来首次从第一位跌落。数据直观地反映出，自特朗普开启中美贸易争端特别是对中国商品进口征收25%的关税以来，国际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如果用在美国商品进口中所占份额从2017年到2023年上半年的变化作为参考，根据笔者的计算，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显著的就是东盟，在计算期间增长了大约3个百分点。

　　美国和中国是东盟最大的出口市场，因此东盟深受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数据似乎显示，中美贸易争端为许多东南亚国家带来了扩大贸易规模的机会。这一方面是因，在东南亚国家具备丰富劳动力资源和一定制造业基础的背景下，由于中美贸易焦灼的事态，一些东南亚国家将自己定位为替代生产中心，吸引更加多的外国投资和商业活动，使得那些希望减少对中国依赖，甚至希望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贸易伙伴，有更多的选择，进而实现贸易多样化。

　　另外一方面，由于前述的中国与东南亚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使得一部分企业包括中国企业根据贸易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与东南亚范围内对于产业链的分布重新来优化布局。近年，关于跨国公司开始将生产制造环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甚至印度等南亚国家的报道有不少，不过，也许这只是新的贸易结构下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优化重组的结果。实际上，部分中国对东盟的出口经过进一步加工或组装后最终流向美国市场，而反之亦然，因此笔者建议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对于增加值的研究，以还原实际产业价值的变动情况。但是，对于广大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对于贸易敏感的中国企业而言，面对变化的贸易结构，至少应该基于东南亚这个与中国基本一体化发展的区域，重新思考自身产业链布局的最优解。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慢慢的变多的中国公司开始走向海外，拓展国际市场。在众多的海外市场中，东南亚市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庞大的人口市场、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经济和丰富的资源而备受中国出海企业的青睐。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东南亚市场适合中国出海企业的发展机遇。

　　东南亚地区位于亚洲东南部，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该地区地理位置优越，连接着亚洲、大洋洲和印度洋，是中国通往南亚、中东和非洲的重要通道。此外，东南亚地区还拥有众多的港口和机场，交通便利，有利于中国企业组织国际贸易和物流运输。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拥有超过 6 亿的人口。其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泰国等国家的人口均超过了 1 亿。庞大的人口市场为中国公司可以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此外，东南亚地区的人口结构年轻，消费能力较强，对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有着较高的需求。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世界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9 年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为 4.9%，高于全球中等水准。其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泰国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均超过了 5%。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经济为中国公司可以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商业机会。

　　东南亚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矿石等。此外，该地区还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的资源为中国公司可以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投资机会。

　　为了吸引外资和促进经济发展，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如税收优惠、土地优惠、投资补贴等。此外，该地区的许多国家还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为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和贸易提供了便利和保障。

　　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能源、通信等领域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优势，能够最终靠参与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机遇。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一直上升和环保要求的日益严格，一些制造业公司开始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资源，劳动力成本相比来说较低，环保要求相对宽松，具有承接制造业转移的优势。中国公司能够通过在东南亚地区投资建厂，利用当地的资源和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电子商务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势头迅猛。东南亚地区的网民数量不断增加，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企业能够最终靠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电子商务业务，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拓展销售渠道，提高品牌知名度。

　　金融科技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市场相对不发达，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较低，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优势，可以通过在东南亚地区开展金融科技业务，为当地居民和公司可以提供便捷、高效、安全的金融服务，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机遇。

　　旅游业东南亚地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如美丽的海滩、古老的寺庙、壮观的山脉等。旅游业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公司能够通过在东南亚地区投资旅游业，开发旅游项目，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前往东南亚地区旅游，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机遇。

　　综上所述，东南亚市场具有地理位置优越、人口市场庞大、经济发展迅速、资源丰富和政策支持等特点，为中国出海公司可以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中国出海公司能够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领域和方向，积极参与东南亚市场的开发和建设，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机遇。

　　导语：东南亚（SEA）人口条件优越，投资环境良好，经济增长加快，近年来已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热门地，也正逐渐成为全球品牌抢占的增量市场。领英数据显示，中国出海品牌遍布最集中的国家/地区排名前25中，东南亚地区就有4个，分别是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其中，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连接全球与东南亚市场的门户，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热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海企业普遍受到疫情变化、转型的紧迫性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差异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更要注意变格局，接地气，避免使用中化的思维开拓国外市场。本文探讨了相关问题。

　　与普遍看法相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其实始于十多年前。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大中华区副局长潘嘉明先生，对多年来的这一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中资企业当时进入东南亚主要是为了贸易，但随后他们也进入了制造和生产领域，后来又进入了创新领域。”他说。“阿里巴巴的达摩院是创新驱动投资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近年来，达摩院投资了云计算、自动驾驶、量子计算等前沿产业。自2017年成立以来，其对基础研发的专注已经在国际顶级赛事中收获了近50项世界第一。

　　然而，潘又很快警告说，不要让所有行业都寄托于同一支画笔，并指出不同行业在不同时间会有不同的发展。他特别强调了近年来技术、媒体和电信(TMT)等行业的加速发展。

　　潘的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共鸣。根据谷歌、Bain和Temasek的SEA报告指出，到2025年，SEA的互联网经济预计将达到3000亿美元。

　　尽管东南亚的投资已经成熟，但在该地区创业和投资失败的案例比成功案例更常见。因此，战略愿景和业务执行必须相辅相成，才可以将潜在的回报转化为现实。

　　特别要指出的是，战略眼光不仅仅包含短期的利润动机。相反，任何明智的外国投资者都需要记住，不可能总被当作慷慨的捐助者，甚至还会受到怀疑，或者被视为本土投资者的竞争对手。

　　Akulaku的首席战略官Ada Tang特别强调，有必要与潜在的当地合作伙伴一起进行长期思考，并做出沟通。“无论你是与监管机构合作，还是与当地消费者合作，企业都需要记住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当地企业希望看到外国公司有决心和信心长期留在东南亚，并为其服务。”她解释说。“过去两三年良好的发展和增长，会使一些公司只注意到东南亚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从而忽视了长远的思考，也不投资于基础设施、合规和本地管理等项目，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当地潜在利益相关者心目中的形象以及品牌。”

　　东南亚的各国至少有13种官方语言，还不包括方言和小众地区语言。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给寻求合作的外国企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

　　然而，shopplazza的首席执行官李俊峰认为，在人才方面，这种多样性是一种优势。他说:“东南亚人拥有杰出的全球思维和多种语言能力。”他接着指出，东南亚地区的人才不仅有助于地区发展，而且由于他们开放的性格和语言的多样性，也有助于在其他地区取得突破性进展。

　　“东南亚的本土人才可以帮助企业扩大在东南亚的经营范围……我认为一种新的商业战略可能是：首先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然后从那里走向全球。”

　　BIPO首席执行官Michael Chen对此表示赞同。“由于国家间交流的增加，东南亚人才的整体质量正在提高。语言是一个障碍，但不是很严重，因为英语在这些国家都可以使用。”

　　根据他多年来协助企业招聘本地人才的经验，陈也指出，即使在招聘优秀人才时，东南亚的劳动力成本也是可控的。“在人才获取方面，在东南亚找到人才使可能的。在中国，人才的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昂贵，所以即使东南亚为寻找人才提供的薪水高于国内标准，但仍然比中国便宜。”

　　尽管Michael Chen对招聘本地人才持乐观态度，但他也警告说，不要认为中国的工作文化可以立即移植到东南亚。“比如，中国公司希望员工能高度投入工作，但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员工可能更喜欢工作与生活保持不同的平衡。了解文化差异很重要。”

　　“许多中国企业不太了解当地市场，很难立足。在很多时候，中国企业将不得不依赖当地的专业知识。”此外，整个公司内的决策权和执行力必须取得良好的平衡。不能一味从上至下的层级管理，决策权必须下放，体现互信，提高运行效率。“因此，必须在中国文化和当地文化之间取得平衡。”

　　东南亚由11个国家组成，投资分布不均衡。然而，陈表示，根据他支持中国企业进入该地区市场的经验，投资正越来越多地分配到更多的国家。“以前，许多中国企业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都瞄准了欧洲和美国。”他说。“然而，现在的趋势是投资东南亚。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正受益于外国投资。”

　　可是，东南亚仍然是一个非常分散的地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习惯。尽管东南亚在文化和经济上与中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由于缺乏落地经验，仍然很难从零开始扎根于一个地区。

　　“新加坡对中国公司来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通常是他们在东南亚的第一个停靠港，”陈说。

　　为了向EDB可观的资源和地区影响力致敬，潘强调EDB可以作为外国公司首次进入该地区的中转站。“我们可以帮助投资者与东南亚科技公司的大型区域性家族企业集团建立联系，帮助双方形成不同的合作伙伴。”

　　潘说:“也可以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满足每个公司的需求。”同时，“教育局可提供量身定制的计划，以支持在东南亚的业务策略。”

　　从2015年至2019年，东盟国家的金融科技投资达到89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33.1%。金融科技行业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拐点，例如宜信(CreditEase)等老牌全球风险基金正在积极调查该地区的公司，以推动东南亚的新发展。

　　然而，受新冠肺炎危机影响，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特别是东南亚脆弱的经济受到了重创。仅在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新加坡，就有60%的消费者支出受到熔断措施的影响。这给以金融为基础的创业公司带来了相当大的风险。

　　此外，在疫情前的两三年里，企业是否真正在风险管理、技术、大数据、金融建模和外汇对冲方面进行了投资，也将受到考验。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就很容易被冲垮。”

　　不过，对于在金融科技领域运营的初创公司来说，前景并非一片黯淡。“对于金融科技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打好基础、度过难关的好机会。杀不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文 Lin Lingyi

　　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东南亚市场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正逐渐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近期，一份名为《2024年出海东南亚研究报告：宏观篇》的报告引起了我的关注，它详细分析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情况、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机遇。

　　报告指出，中国对东盟八国的投资存量持续增长，尤其是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的直接投资额，在当地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占比整体呈上升趋势。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纺织、化工、机械、交通设备等领域，显示出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不仅广泛，而且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特点。

　　报告还提到，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主要采取四种模式：出口贸易、海外营销、海外运营和全球化运营。出口贸易模式下，企业主要依靠海外贸易伙伴将产品或服务输出到国外市场；海外营销模式下，企业在海外建立销售和营销团队，推广品牌；海外运营模式下，企业在海外市场拥有完整的运营体系；而全球化运营模式下，企业则形成了全球生态合作与协同体系。这些模式各有特点，也各有挑战。

　　在投资东南亚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面临着不少痛点。首先是风控与合规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监管、法律法规复杂多样，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合规风险。其次是全球管控与运营问题，包括管理难度大、文化差异导致的沟通障碍等。再次是人才和组织问题，包括海外招聘难、留用难等。最后是供应链问题，包括缺乏全球化供应链战略体系和布局，以及疫情对海外供应链的冲击。

　　报告还特别提到了东南亚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和面临的挑战。2020年以来，东南亚地区经济出现了明显增长，东盟10国的总人口数达到6.7亿人，GDP从2020年的3.0万亿美元上涨至3.6万亿美元。然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也正面临着增长动能承压、通胀下行受阻、人口红利走弱和金融高度依赖等挑战。

　　具体到各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经济增长表现较好，而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挑战。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为中国公司可以提供了丰富的投资机会，也提出了相应的挑战。

　　在投资行业方面，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电子、纺织、化工和机械等领域。以越南为例，中国纺织服装产能向越南转移，主要涉及纺纱、面料和成衣制作。同时，全球鞋类产业链的一部分也逐渐从中国向越南转移。在消费电子方面，中国“果链”企业为规避贸易风险，将组装、包装等低附加值环节迁移到越南。

　　印度尼西亚则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中国企业的投资，特别是在镍矿资源下游产业方面。印尼是全球最大的镍矿主产国，中资企业积极投资镍矿资源下游产业，并打通了从红土镍矿到新能源原料的通道，让印尼深度参与全球不锈钢和新能源产业链。

　　马来西亚则着力形成消费电子、半导体封装等高端制造业部分环节的产业集群。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对马来西亚的投资以服务业为主，其次为加工制造业，加工制造业重点集中于电子、能源、化工以及交通设备等行业。

　　泰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空调制造中心，吸引了美的、海尔等企业投资布局。同时，中国品牌已占据了泰国电动汽车销量的80%，长城、上汽、比亚迪、哪吒、奇瑞等中国车企均已宣布在泰国建厂，并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赛道。

　　老挝作为中国企业的投资目的地，涉及水电、矿产开发、服务贸易、建材、种植养殖、药品生产等领域。中国制造企业到老挝投资的较少，更多的是将产成品运输到老挝，协助老挝在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生产建设。

　　报告还提到，中国企业在出海东南亚时，除了要考虑出海商业模式之外，还可能碰到一系列问题。例如，监管合规问题、对当地市场的理解和洞察不足、渠道资源和生态伙伴缺位、技术基础设施、全球部署与运维人才的缺失，以及ESG要求等。

　　在监管合规方面，海外监管愈发严格，合规性自查对于即将布局东南亚国家的出海企业十分重要。对当地市场的理解和洞察不足，导致企业在本地运营、营销推广、流量变现等环节可能存在信息偏差，影响决策。渠道资源和生态伙伴缺位，使得企业在全球化的准备工作中面临复杂、繁复的流程和风险问题。技术基础设施、全球部署与运维人才的缺失，影响了企业的技术出海和全球业务的运营。ESG要求则要求企业在布局东南亚时，考虑当地对ESG发展的规划与要求。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既面临巨大的机遇，也面临不少挑战。企业需要深入了解东南亚各国的市场特点、法律和法规和文化差异，制定合理的出海策略，同时加强风险管理和合规性自查，以实现在东南亚市场的稳健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向好，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和合作必将进一步加深，为双方带来更多的共赢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