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数字就业中心助力乡村女性在本地就业。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古州镇头塘村三角梅苗木培训基地，村民通过直播推销三角梅。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说明，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突破与应用，新业态、新职业不断涌现，“乡村”与“就业”相互碰撞，为县域劳动者提供了更加多样、灵活的选择，也为推动县域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当下，我国县域的数字化就业有哪些特点与发展的新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数字劳动调研组于2021—2024年走访了山东、江西、河北、浙江、湖北、河南六个省份的十余个县乡，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数字化就业状况展开调研，并提出对策建议。

  村民化身带货主播，宣传销售家乡农特产品；“新农人”用数据“训练AI”，成为AI数据标注员；“宝妈”通过短视频分享育儿经验和乡村生活，成为乡村题材类的网红主播……近年来，我国县乡出现了以直播电商、网约配送、客服物流等新型职业为主的零工就业、创业群体。这些数字化就业形式不仅增强了县域的影响力，更提升了县域整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四年前，对直播一无所知的晓丽不会想到，在“直播间里卖牡丹”成为她实现就业的重要渠道。如今在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皇镇街道王桥村村民晓丽的家中，货架、直播台、手机支架、补光灯等设备一应俱全，她和家人对牡丹、芍药的生长、花色以及栽培等问题如数家珍。目前晓丽的直播账号有20多万粉丝，一天出货上千单。

  数字化就业，技术使用是道槛儿。如何拍视频、做直播，成为村民实现数字化就业的“必修课”。“一开始什么都不懂，上链接都不会。跟着县里的老师一点一点学，慢慢就熟练了”，晓丽坦言。

  直播有力带动了牡丹鲜切花的销量，村里的花农尝到了甜头，现在三百余户人家中，一百多户都加入了直播。“没想到农民也能当主播，有朝一日在直播间‘上班’”。72岁的老王手机里下载了好几个软件，面对新技术，心里不再“打怵”，“现在老老少少都会直播卖花了”，老王笑着向调研组唠起这些年的乡村变化。

  与此相似的数据标注产业，也大幅度的提升了县乡就业人口的技能素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据标记产业下沉至县乡，通过电脑技能和标注规则培训，从业者可以坐在电脑前赚钱。

  孟涛是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一家数据标注公司的管理人员，过去三年里，她培养出了近百名数据标注员（把图片、语音、文本、视频等原始数据标注成AI可以理解的语言），大多数来源于周边县乡和村庄。她告诉调研组，“成为数据标注员除了会打字、点鼠标，还要学会自主搜集信息、核实比对、较快地断定等数字技能”。在遇到需要进行事实核查的问答标注时，孟涛会鼓励员工去搜索正规网站的内容，而不是在社交平台上搜寻答案。随着数字技能的逐步的提升，标注员对数字场景越来越熟悉，参与的热情也不断增加。

  对家乡的眷恋与牵绊，是县乡青年扎根本地的情感原动力。调研组在江西多地与外卖骑手访谈时，问及是什么因素让他们选择留在本地，“陪伴家人（占比30.16%）”“离家近（占比18.7%）”是被提及较多的答案。景德镇土生土长的外卖员陈少庆明确说，“在外挣一两万，不如在家挣五六千”。大城市房租高、人生地不熟，而在家乡能实现他随时照料家庭的心愿。

  和陈少庆一样，不少“宝妈”通过本地化的数字就业，实现了“左手家庭，右手事业”的兼顾。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的数据标注员马花花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这份工作既有双休，日常也有时间接送孩子、陪伴玩耍，有着不可多得的‘家庭友好’型优势”。

  “不用开导航，熟门熟路”“团队中的‘活地图’”“别人不知道的近路都知道”，拥有乡土经验的县域骑手大多来自附近县乡，他们在跑单中更得心应手。此外，“情”与“意”仍然充盈着县域社会，骑手间的感情也在日常闲聊、互帮互助和定期聚餐中生根发芽。

  同时，县域作为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你帮我往”的氛围还激发了数字化的经济的网络效应。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朱振在当地的电商一条街开了一家文具商店，并将文具袋的裁剪、缝制、线下打包工作交给了村里的留守妇女。她们利用空闲时间参与生产，并在此过程中向朱振“拜师学艺”，发展自己的线上店铺。乡土关系被编织到淘宝运营关系之中，当地的文具店也从最初的几家拓展至70余家。

  “工作没什么压力，就算有烦恼，一路上骑车就可以释放。”江西省南昌市余干县的骑手王姐这样形容自己的职业，王姐曾在一家净水机企业上班，效益不好，辞职做骑手后，收入翻了一两倍，最高的时候甚至能到上万元。

  “福利好”对已成家的中年骑手特别的重要。访谈中，一位手臂曾经受伤、无法再干重活的外卖员非常满意现在的工作，他感叹自己不仅没有成为家里的负担，反而成为“顶梁柱”。

  满意度和幸福感不是骑手的专属。来自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的樊大哥找到了提高收入的小窍门。“白天看仓库，晚上当代驾。反正回家也是躺着看电视，不如出来挣点钱。”樊大哥在当地一家酒厂做仓库管理员，经常在厂子门口看见穿着各种代驾制服的师傅往来。打听之后，他发现了代驾这样一个职业，“门槛低，我只跑到半夜，不耽误第二天上班，还多了一份收入！”

  数字平台的下沉和人情关系联络催生了代驾平台的崛起。每天酒厂下了班，樊大哥骑上电动车，打开手机，点击上线小时的零工代驾，让他每月可以额外获得3000~4000元的收入。

  “要敢于踏出第一步，接受新技术，迎接新挑战。”胡磊是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名电商培训师。这些年，他在几十个村庄，讲了几百节课，给数万名想做电商直播的农民上过课。

  受传统伦理和熟人关系的束缚，县域女性对电商存有矛盾心理。她们一方面对直播感兴趣，希望可以从中获得成就感，另一方面却不想“抛头露面”，不敢面对镜头。

  为此，胡磊每天上课结束后都会布置任务，要求学员在视频中与他交流，以增加她们直播的自信。家住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的刘丽平上完胡磊的课后变得干劲十足，每天早上在屋后的小山坡练习直播技巧。她认真地把直播常用话术抄写在小本上，每天温习、背诵。学会了拍摄、修图后，刘丽平开通了账号并开始经营农产品直播。如今每月四五千元的收入，给了刘丽平很大的信心，她开始鼓励身边的“宝妈”做直播和短视频，并主动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

  “如果要我总结成功经验，那就是无论是做设计还是做电商，都要一直学习。”在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从事汉服电商的孟晓霞这样总结道。因为汉服设计屡次获奖，她与丈夫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国风汉服代言人。

  “以前学美术设计，并不懂线上销售。学了八年，才会了一点点。自从2015年在线上成交第一笔订单后，自信心大涨，我相信自身可以。”2023年，孟晓霞穿着自己设计的汉服以妇女代表的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当下县域的零工经济蒸蒸日上，已成为百姓实现收益的重要支撑力量。在地、灵活、自主、自信……这些关键词串联起县域平台劳动者的特点，折射出他们面向未来的诸多期待，但该群体在职业发展中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大多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数字零工劳动具有连通性、中介化、数据化等特点，这些属性使数字化就业人群呈现出有别于传统行业劳动者的特质：移动灵活、过渡性强等。以数据标注为例，一方面，劳动者清晰地感知到从业人员的数量在不断走高，工作“没有前几年好干了”，其收入水平相应受到经济需求、产业环境、季节更替、用工规则调整等因素影响。他们尽力延长上班时间来获得更多收入，依靠个体努力来对冲经济收益的不可预期性。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骑手郭姐说，“只要小孩一开学，就是淡季”。暑假，孩子们喜欢点奶茶、零食等，她通常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九点，一个月能挣六七千元。但是开学后，单量骤减。她看到同行送早餐可以每天多出十余单，于是也加报了送早餐业务，每天早上七点多就出来，中午也不休息，才能维持旺季的收入。

  此外，劳动者在平台数字产业下也面临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县域的零工劳动者多来自传统的农民工群体，在专业技能和职业化的路径上有学历和经历不足等瓶颈；另一方面，不少县域零工的从业者以自身劳动“喂养”大数据和AI，这种“干一天算一天”、随时有可能被技术抛弃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数字就业者的不安全感。

  作为新业态从业者，县域零工劳动者需要面对来自家庭与传统社会关系的质疑，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自我矮化。

  传统农村社会对数字技术较为陌生，对数字化就业的接受程度较低。以电商直播行业为例，一些家庭因“宝妈”出镜而受到邻里议论，或遭到家里老人反对。在参与直播初期，多数“宝妈”面临“耗时多、收益低”的窘境，受到家人阻挠。而这样的情况多在劳动者获得收益后逐步化解。

  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孙窑村的主播小孟说，刚开始干直播的时候，邻居们经常私下议论她，“天天在网上闲聊，钱又没赚几个，不安分”。还有人说她“上个网，（化妆加滤镜）都看不出原来样子了，虚荣、臭美”。这些评价让她在短暂的创业热情后，陷入了自我怀疑的漩涡。

  在传统乡村家庭中，女性通常被要求“带好孩子”“做好家事”；而一大早起来就直播，一度被家人认为“不务正业”“耽误本职”。在家人和传统观念的双重影响下，一些女性主播不得已重新回归以家庭为中心的日常生产生活。也有一些女性会积极尝试与家人沟通，以求发展自身事业的同时更好地顾及家庭。她们大多会以提高家庭经济收入的方式，来获取或增强自身职业的合理性。

  此外，“宝妈”直播多以兼职为主，日常家庭琐事缠身时有发生，没办法保证较为稳定的工作时长和节奏。较强的不稳定性也让她们觉得“这并不是一份正经工作”，而是“一种个人创业的经历”。

  当下，只有大约不到两成的农村青年能够借助数字平台突破自我、有所成就。较低的比例背后折射出较高的创业风险和辛酸历程。

  在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阿子营街道，王军夫妻从事百合种植和售卖三年多，经营规模逐渐扩大。正当创业势头正旺的时候，百合种植区域被划为水源保护地，而鲜花产业化肥用量大，必须停业转行。

  对农产品电商而言，生产周期长、前期资金门槛高、投资回报慢的现实困境较难逾越，创业往往要承担更大的金钱上的压力。此外，农产品还须面对作物生产与市场不确定的双重风险，预期经营收益很难得到保障。当下有关农产品电商的法律、法规等尚不完善，电商投资的信用风险较大，若中途放弃，不仅前期投入付之东流，还会出现贷款难偿的问题。

  县域数字化就业不但为中低收入劳动者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也成为未来推动乡村资源重新整合、激发乡村振兴内在动力的有效方式。如何为县域数字化就业提质增效、保驾护航，是未来乡村振兴路上一定要重视的课题。

  当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县域高水平发展的新引擎，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明确适应数字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技能分类和评价标准。各地人社局等主管部门可考虑试点“技能清单”“职业技能竞赛”等模式，制定出台适宜县域数字零工群体的技能评定办法，增强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

  例如，将人际沟通、情绪调节、多任务协同管理等通用性高的技能，列入平台劳动者的评价体系，将相关表现良好者的量化得分和综合素养评价在所有数字劳动平台做通用，并与其获得当地人才表彰、别的行业工作机会、银行等有利条件挂钩。

  平台企业应持续开展数字化培训项目，扎根地方，培育在地化的新型就业群体。通过开设基础性信息技能课程，以及有明确的目的性的直播、运营、设计、公关宣传、售后服务等进阶培训，企业不但可惠及当下的平台劳动者技能提高，长远来看，还将帮助县域地区提升整体就业质量、教育氛围和数字意识。

  近年来，尽管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意外险为代表的试点政策在稳步推进，但鉴于各地区在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定位等方面的不同，调动地方开展有明确的目的性、细化的制度调整和社会保障更重要，这也是切实化解灵活就业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高职业风险、增强数字零工安全感和公平感的重要手段。

  地方政府应对这一群体的收入压力、职业发展、社保意识等给予更多关注，尤其是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外债风险高等问题。各地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工会等多方应加强联动，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和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发布职业伤害保障赔偿、劳动关系认定等典型法律案例，以及提供简化简便的社保办理、再就业咨询、免费法律咨询等服务事项，形成合力，不断的提高对数字零工群体的保障水平。平台企业可定期举办提高劳动者自身风险意识、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交流会、恳谈会，加强相关劳动权益保护知识培训，营造更加良好的数字就业环境。

  各地政府应积极搭建数字零工群体与县域普通民众之间日常化的互动交流平台，通过数字就业典型案例、科技下乡宣传、数字零工就业经验分享活动等多种形式，肯定数字劳动者们激发县域经济活力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转变当地传统的就业观念，使当地民众进一步了解和理解数字新业态的活力与魅力，使县域社会更加主动地适应新一轮数字化的经济发展要求。

  目前，已有一些地区的工会、妇联、青联、平台企业等多机构协同联动，通过探索“零工客栈”就业服务场所、“社区微业”就业服务、“家访帮扶”、数字零工志愿服务队、爱心托班、心理咨询室等举措，为平台从业者及其家庭提供长期性、制度化的辅导支持。

  同时，平台企业可考虑从家庭关怀入手，依托“家庭活动日”“数字职业开放日”等活动，展现数字企业文化和亲和力，建立数字劳动者的自信心，激发家属们的自豪感，助力数字劳动者获得更好的家庭支持和鼓励。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孙萍、曾昕、赵宇超）